我是在一个重男轻女的贫困山村出生长大的。背着沉重的心理包袱从农村走向城市，从中国走向世界。一直到30多岁的时候，成了俩娃的单亲妈，经历过了人生无数坎坷，生活定居在美国旧金山，才领悟到一些真理，才真正从心底里认同自己。人生跌宕起伏的背后，是自我意识的崛起和爱的觉醒。
1、灰暗的童年
我是1980年出生的。16岁进城读高中之前，大多数时光在山脚下的小山村度过。这些红砖房子是90年代初沿海经济改革风吹过小山村，大家一窝蜂开始建起来的。更早些时候，也就是我十多岁之前的时光，全是灰黑色泥瓦房。
童年的很多记忆，也是暗暗的灰黑色。
当时的农村，家家户户都种水稻，而且必须种，因为是农业户口，要向国家无偿缴纳农业税：1亩田总产出大约1000斤，要交100斤稻谷的税。商品不自由流通的年代，每年，以我们家为例，交完税之后，一年有一两个月是没米吃的。怎么办呢？向邻居借，用红薯，玉米等其他杂粮代替主食。物资匮乏的年代，人们对食物都加倍珍惜。小时候，要是吃饭把饭粒丢到桌子上，我爹会骂甚至拿筷子打头。家家户户都养着鸡鸭，谁家要是丢了一只鸡，鸡主人从村头厉声骂到村尾：“烂肚肠咯斩头鬼咯，哪个短棺材偷了我家的鸡……”。
我们的村庄处在丘陵地带，稻田分布在各处有梯度的山凹湾谷里。水稻的整个生长期，都需要有水来灌溉。所有的稻田旁边，必须有一条流水的渠道。雨水充足的年份，渠道里蓄着水。干旱的时候，附近水库定期开闸放水补充。有了地势上的梯度，必然有水资源的分配不均匀。小时候，我见过听过村民们为了争夺有限的水资源，挥舞着锄头木棍打得头破血流。打架的时候，男人上场，女人退后。种水稻是环环相扣的庞大工程：育田播种，插秧除草，撒肥，收割晒干拣选，要有好收成，一个都不能出错。每一个环节，都是极大的体力劳动付出。而这一切，男人是冲锋在前的排头兵。
男丁，在农业社会里，的确是一个家族引以为傲的最大资本。不幸的是，女人被推到幕后，农村里普遍存在对女性的轻蔑与漠视。
我们的村庄只有几十户人家，小时候，跟我年龄相近玩在一起的，全村差不多有十来个男孩和另外三个女孩。三个女孩名字的最后一个字都是萍，每个萍，都有一个弟弟。听说（但愿只是听说），很多女孩，一出生就被送走，或者，直接倒马桶葬到树下。村里凡是生了儿子的女人们，嗓门都很大。我奶奶嗓门也很大，她生了三个儿子。我大伯养了三个女儿，二伯有了女儿后有了一个儿子。我爸妈生了我这个女儿之后，计划生育开始实施，但是他们东躲西藏要生老二，老二是妹妹。很小我就知道，我哥最得奶奶宠，是因为他有鸡鸡。我也想被宠啊，也想要有小鸡鸡，所以学男孩站着撒尿的样子，以为有朝一日能长出来，结果只是尿湿了自己的裤子。
农忙的时候，家里缺男丁干田里的活，女人也得跟着下田。从8岁开始，我帮家里下田劳作。山谷里的稻田，并不是想象中的风景画。稻田里，只要有水，就寄居着一种叫做蚂蟥或者叫做水蛭的软体小生物。这是一种滑溜溜的变态吸血鬼。它可以悄无声息爬到人的小腿，在人毫无察觉的情况下，吸血一直到偏平的身体变成圆鼓鼓的小球。被蚂蟥吸饱血后的伤口，一直会血流不止，甚至发肿鼓脓变成烂疮疤，几个星期都不好。有一次我弯着腰，拿着镰刀割水稻，低头看见右腿的裤脚变红了，挽起裤腿，一条吸饱了血之后圆鼓鼓的蚂蟥掉下来。瞬间，我全身竖起鸡皮疙瘩，崩溃尖叫着像疯了一样，三步并作两步跳跃着跑到岸上，看着鲜血直流的小腿，哭着恳求父母别再让我下田了。很长一段时间，我对这种身体扭来扭去的线条形小动物，都有一种莫名的恐惧和厌恶。
以后每次到了田边，我妈会说，你不用下田了。但是我爸会给我下任务，要求一定要完成某一块区域的劳作，才可以。我爸是家里的权威，小时候我是惧怕他的。我妈，不知道是不是没生出儿子的原因，从小，我就没听过她有大嗓门说话的时候。很多时候，她做饭洗碗扫地干农活，家里家外忙个不停，低着头不说话。也有可能，她都没有说话的机会，因为家里的一切，基本上是我爸做主说了算。
稻田收割结束闲下来的时光，我爸是个藤椅竹工匠：劈毛竹，把竹条放在火焰上烤，折弯成椅子的各个部件，架子搭好之后，用塑料藤在空隙里编织一些几何图案。我妈是嫁给我爸之后，学着做编织塑料藤那部分的活。她常常被我爸骂，骂脑子笨，手不灵活，编出来的图案不好看。有时候我爸愤怒了，一脚把我妈编好的椅子踢倒在地，拿刀拆掉，自己重新动手修好。即便这样，我妈还是不吭声，转身去干别的家务活。
这样的气氛，对儿时的我来说极其压抑。而这压抑，没处言说。十岁左右有一次，刚过完年，我爸又在骂我妈，窗外是邻居一家人在咯咯咯大笑。我拿起一块木炭，在白墙上写了几个字：
别家乐，我家愁。
然后我妈和我爸，平生第一次大嗓门，恶狠狠地盯着我，轮流质问：这种话你也想得出来，啊？你愁什么了？缺你吃缺你穿了？我们家犯得着你愁死啊？……
从此以后，心里所有的不满和痛苦，埋在心底，跟父母是不能说的，因为说了，可能遭来更多羞辱和谩骂。很小我就知道这一点，察言观色是为了保证生存练就的本能。
我妹妹有一次，被村里的小男孩欺负，哭着回家，结果我爸劈头盖脸一顿毒打，嘴里嚷嚷着：“我叫你这么笨？别人欺负你，不会还手，啊？哭，还哭？再哭我打死你！”我躲在门后看我妹妹一副想哭不敢哭的样子，年幼的我，对更年幼的妹妹充满一种恨铁不成钢的愤怒：谁叫你这么笨呢！我们的父母，不像别人家的父母，看到自己孩子被欺负的时候，会拉上孩子去讨公道。
父母不会保护自己，在外只能靠自己。在农村，男孩对女孩的态度，跟他们的父辈一样，别说尊重，更有可能是赤裸裸的武力威胁。我上小学的时候，学校跟家里相差两公里的路，每天自己走路上下学，要路过一大片远离人烟的绿茶地。有一天，路上被五六个年长的男生拦下，几个男生在互相讪笑怂恿着，商量着谁先上：“小妞，来，陪哥们儿玩玩！" 十二三岁的我，冷冷的看着他们。眼看着一个男生，在后面一片起哄声中，张开双臂扑倒过来。快靠近的时候，我猛然抬起右脚，朝他的裤裆下面，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狠狠踢过去。“啊——他妈的，烂卵泡……”那个男生捂住下身，龇牙咧嘴，骂骂咧咧，后面的男生扶住他，惊恐看着我：我们跟你开玩笑的啊，你还当真了？那天回家，我很冷静的吃饭，乖乖自己上床睡觉。乖，是内心深处冰冷的绝望。
小时候唯一自豪的地方，是常常被村里的老人夸机灵。我奶奶虽然很宠我哥，但她也喜欢我。因为我聪明，记忆力极好。每次打麻将，我坐在她旁边，帮她出谋划策，因为我能记住她打过什么牌，上家和下家打过什么牌。几乎每次，她都能赢钱。赢来的钱，就去村里唯一的小店里买一块饼什么的作为奖赏。那是小时候最开心的时光之一。一旦我爸心情不好我有可能遭殃的时候，奶奶家是避风港。直到十岁的时候，奶奶去世了，葬在一个高高的山岗上。从此，我常常去奶奶坟前，呆呆坐在那里，眺望着山下星星点点的村落，一坐就是半天。本该是活蹦乱跳青春少女的活力年龄，却整天喜欢爬山坐坟头，多么沉重又凄凉。这一切，深埋在心底。
而聪明这个唯一值得自豪的亮点，也随着一次偶然事件，被无情得碾压粉碎。邻居有个大叔，生了三个儿子，每次到我家来坐，嗓门大的不得了，经常发表一些诸如“女人不用读什么书，能生儿子才是王道”之类的愚蠢言论。我讨厌他，但碍着他是长辈，每次来了还得给他泡茶。大约十四岁那年，他让我帮他还一本杂志给一个叫做国平的年轻人。国平住在村头，我家住在村尾。我屁颠屁颠跑去还了。几个星期之后，这位大叔气势汹汹找上门来：我叫你还的书呢？早就还了啊？还去哪里了？国平啊！什么？你个猪脑子，我叫你还给国宾的！拉着我去村头找国平，找到了那本杂志。从村头走回村尾的路上，大嗓门叔不依不饶，攥着我的衣服后领，逢人便火气冲冲大声宣布：小暖浦头猪脑子，耳朵还有问题，还一本书都搞不拎清，害我多交1块8角钱啊，天下还有这种冤枉事情，娘西皮！（注: 小暖浦头，是当地方言，对小女孩的蔑称；娘西皮，电视剧里蒋介石不也是这么骂人的么~）。过往的人们，没有人站出来替小女孩说句话，只是用同样轻蔑的目光，上下打量。被当众羞辱的感觉，就跟衣服被人扒光了游街示众一样，没齿难忘，在我幼小敏感的心灵里深深的扎进了一根刺：即使过去二十多年了，想起来依旧泪眼婆娑。
穷，是那个时代的一条魔杖，把人心指向一个透不过气的逼仄角落。鸡毛蒜皮的口角，有时候还能引发人命。那天被批斗完了，我无比压抑，来到村边的池塘旁，想着是直接纵身跳下去呢，还是前后脚一步一步走向深处。反正都是死，要死就死得快一点吧。正想着，脚下水边哧溜哧溜游过来两条蚂蟥。啊！我下意识的尖叫起来。想着身体到了水里之后，有无数条蚂蟥会游过来吸血，这简直比死还难受啊。算了，不跳了。从某种角度讲，这些曾经吸我血的小动物，救了我年少时的命！那天我跪在奶奶坟前，大哭一场，哭完擦干眼泪，望着山下远处的村落和黛青色远山，心中发誓，总有一天，我要离开这个地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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